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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赋》中的客人是谁？可以考证出来吗？

谢邀！

杨世昌为赤壁客，丹青酿酒两相宜。

宋朝有一个文人叫江溥，他写了一篇《蝴蝶会》诗，里面有如下几句“不知苏子泛舟时，谁吹洞箫声幽咽。后人纷说杨世昌，考据当年古战场。”这里面有一个人名叫杨世昌，即赤壁赋中的“客”，之所以这样断定，因为诗里明确说了“箫”字。

明朝人吴文定写过一首诗“西飞孤鹤记何详，有客吹箫杨世昌。当日赋成谁与注，数行石刻旧曾藏”，这已经从另一方又做了注解。在诗话中也有记载“世昌，绵竹道士，与东坡同游赤壁，赋所谓“客有吹洞箫者”，即其人也。”

巧的是清代有一个姚燮写过一篇《静月》，里面的尾句是“安得杨世昌，伴我吹箫游？”也是在说这个叫杨世昌的人。

苏轼本人的诗句里也有这位朋友，比如《蜜酒歌》中的序言就是“西蜀道士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在另一首《次韵孔毅甫》中也写过“不如西州杨道士……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几乎是官方认证了。

在网络中搜索就可以知道，已经有人考证出赤壁赋中的客人就是杨世昌，具体经过小可不知，但公认是这个人。听说此人还是一个道观的掌门，多才多艺是必须的，因为仅从诗中看，酿酒，吹箫都不含糊。莫要小看这两样，这是完全不同领域内的专长，按这个专长进行纵向延伸的话，不难看出，此人精通粮食、农业，种植，发酵等工艺，同时也精于乐理，音律，再推伸开来，诗词也应当得心应手，同时还能混上掌门，自然道理经典烂熟于心，这就涉及到本专业，即养生，中医，中药，甚至炼丹之法。

这是一个世外高人般的存在！

你好，这里是“阳明悟行学宫”，很高兴为你解答：

看到前面的各位答主从考证身份推论到经典地位的建构，甚至提到了人品，觉得有必要从文学本身的角度来提供另一种思路。

人家苏东坡写的是《赤壁赋》，不是《游赤壁记》啊喂！

“赋”这个文体可以用来写情怀、写寄托、秀文采、秀博学，或者拐弯抹角跟领导提意见，但从来不是用来纪实的。从诞生起，最常用的写法就是假托二人或多人对话，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两京赋》、左思的《三都赋》全都是这样。语文课本说《赤壁赋》中的客人是假托人物，就是根据这个传统来的。

因此，如果我们把《赤壁赋》当游记看，那自然要追问此客是谁、与东坡交情如何、为何能发言如此高妙。但如果只拿它当文学作品看，那么这番对话有没有经过加工、当天有没有人吹箫、这个客人存不存在，甚至那天苏轼有没有出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这篇文章带给了我们怎样的美感和联想。如果非要将文中的一切凿实来理解，那么想象和联想的空间势必大大缩小，文章丰富的内涵也跟着变得贫乏。古人把这种非要跟文学作品较真的行为称作“死在言下”或“落于言诠”，意思是这样做的人只会抠表面的文字，而抓不到文字背后的神韵。

再举个例子：苏轼在黄州写过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孤鸿”是写实还是作者自喻？“恨”是谁的恨？在恨什么？为什么“不肯栖”？这些问题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因此才能给予读者丰富的想象和联想的空间。但如果把百度百科里提到的那个故事当真，再看此词时还能感到黄庭坚所说的“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吗？

再者，苏轼本人也不是循规蹈矩之辈，他在进士考试中都敢于虚构儒家伟人的对话（可以类比为基督教信徒伪造耶稣语录或者党校学员假造马/恩/列/斯/毛语录），把他写的东西一概当真，也未免太认真了。赵翼是个史学家，因此在看问题时不免带着点职业病，他的意见可以参考，但不必奉为唯一正解。

再多说两句，我并不是要反对其他答主质疑语文课本或者引申到经典地位建构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都是很好的思考角度。我认为导致思维僵化的是强调唯一正确答案的应试教育和与之适应的中学语文教育，不是课本的结论。我上高中时，老师曾经拿以往的高考试题给大家练笔，其中有一题是一幅漫画，一个人扛着铁锹说“这里没有水”，身后有四个坑，地下有水。当时全班人写的都是应该坚持不懈不能中途放弃之类的套话，后来在大学期间，偶然翻起旧物时才想到：正是因为答题者开了上帝视角，知道下面有水才会责备此人，如果下面确实没水，那又会怎样评价呢？题主的提问能引发题目之外的思考，我认为这已经是成功了。

同理，我并不认为赵翼的考证一定不靠谱、这篇赋里所写一定全是虚构。我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文学作品还是用文学角度去看最合适。

“客”到底是谁，历来研究者却持有不同见解。 第一种说法来自于苏轼本人的记载。在《苏轼集·补遗》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这则小品中所描述的情景与《前赤壁赋》有颇多相似之处。人们据此断定前赤壁赋中的“客”即为秀才李委。但是，这一种说法留下了颇多疑点。首先，这《苏轼集·补遗》本身就有一些篇目属伪作，可信度不高。其次，赤壁赋写于元丰五年，而这篇小品文的落款则是元丰六年八月五日。第三，这里记载的李委吹笛与原文中“客有吹洞箫者”不符，而且一个秀才也说不出那些参透了道家思想的话语。于是人们又从苏轼《与杨道士书帖》中找出了这样一段记载：“ 十月十五日与杨道士泛舟赤壁，饮醉，夜半有一鹤来，掠余舟而西，不知其为何也。”这则记载明确指出《后赤壁赋》中与苏轼同游的人是杨道士。杨道士名世昌，字子京，是蜀中绵竹武都山道士。他善画山水，通晓天文历算，懂得医药酿酒，是位多才多艺的方外之人。元丰年间，这位杨道士一直居留黄州，与苏轼交情颇深。苏轼在《次韵孔毅父》一文中还说杨道士 “识音律，洞萧人手清且哀”。按理说，杨道士不管是从精神气质还是从艺术才华都更接近于《前赤壁赋》中的“吹洞箫者”。人教版的语文教学参考用书中也说吹箫人就是杨世昌。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后赤壁赋》的写作与《前赤壁赋》相隔三个月之遥，我们根据《后赤壁赋》的记载而断定《前赤壁赋》中的客，是否太武断。还有更狡猾的研究者认为，汉赋“主客答问”中的客多是假托之人。《前赤壁赋》中苏子与客的那番对话其实就是两个苏轼间的对话，是苏轼内心矛盾的反映。所以“客”即苏子，苏子即“客”。这桩公案至此形成三种截然不同解答。有人甚至迁怒于苏轼当时没能直接写出客的名字，这可真是错怪苏轼了。苏子当时如果真的写出客的名字，一则可能给客带去不必要的麻烦，二则会让《赤壁赋》一文丧失许多美感。有趣的是， “客”究竟是李委、杨世昌，还是苏轼本人，对《前赤壁赋》的主题和艺术成就不会有丝毫的影响。也就是说，让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这桩公案居然是个毫无学术价值的问题。这桩公案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人们对于苏轼的热爱已超出了文学范畴，也超越了学术范围。人们想弄清与苏轼有关的一切。这样的争吵不会让人觉得聒噪，而会让人感到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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